发布:2017-03-27 09:44     来源:西安新闻网-西安日报   编辑:初惠贤

 

 

 编者按

  浙江,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先行区,不断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点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子,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奇迹,在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展文化产业、打造美丽中国浙江样板、扶贫开发、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16年,浙江省全年生产总值46485亿元、增长7.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301.8亿元、增长9.8%,预计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7237元和22866元,增长8.1%和8.2%。面对浙江的奇迹,我们不禁要问:浙江的活力之源在哪里?“浙江现象”该如何解读?西安该从“浙江经验”中汲取些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大西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本版特邀请多位专家学者解读“浙江经验·浙江模式·浙江精神”,希望他们的独到见解能为更多的人开拓思路,提供灵感,以便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更好地对标先进,寻找差距,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把我们经济社会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敬请关注本期“理论圆桌”!

  嘉宾档案

  梁仲明: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中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任孟娥: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白 瑾:市社科院政治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特色小镇篇:

  小特色蕴含大智慧

  记者:“特色小镇”现在成了一个热词。2015年1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特色小镇”建设做出重要批示:“抓特色小镇,小城镇建设大有可为,对经济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发展特色小镇对西安有何意义?

  张中华: 2016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明确提出,到2020年,培育1000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科技、传统文化、美丽宜居等特色小镇。2016年10月11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公布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的通知》(建村[2016]221号),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宜居宜业特色村镇”。国家关于“特色小镇”政策的持续发布,在全国各地掀起了特色小镇培育建设的浪潮。

  加快推进建设“产、城、人、文”四位一体有机结合的特色小镇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平台,是深入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发展动能转换,有利于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城镇化对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是留住乡愁、传承文明的重要路子。特色小镇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利好也是西安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加快建设和落实城乡发展一体化、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经济转型与升级、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培育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重要支点城市,促进西安大发展、大突破、大跨越的重大战略机遇。

  记者:浙江特色小镇的规划和建设给我们提供了什么经验?

  张中华:国内外一些成功的特色小镇都十分注重进行科学规划、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地方智慧、挖掘本土资源、融入乡愁情怀、注入创新基因、精准主题定位、凝聚产业集群等研究,进而形成“产业富有特色”、“文化独具韵味”、“生态充满魅力”、“经济充满活力”、“生活更加宜居”的区域发展高地。诸如美国纳帕谷是典型的“农业小镇”,瑞士达沃斯小镇是典型的“文旅小镇”,美国格林威治小镇是典型的“基金小镇”,美国硅谷是典型的“高新技术小镇”等。在国内,浙江省是我国最早开始特色小镇建设的省份,其主要着眼于供给侧培育特色小镇经济的发展思路,主要经验在于政府高度重视,进行顶层设计、有序推动特色小镇建设,并充分利用区位、资源、政策、资金、技术、人才、互联网等优势,找准产业定位,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形成了诸如“云栖小镇”、“梦想小镇”、“江南药镇”、“渔业小镇”、“宠物小镇”、“青瓷小镇”等一大批特色品牌。

  任孟娥:2015年以来,浙江省创新性地提出“在全省规划建设一批产业特色鲜明、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美、兼具旅游与社区功能的特色小镇”。目前,浙江已经创建了79个特色小镇,累计投资1200多亿元,集聚企业3.7万家,引进各类创新创业人才1.6万余名。以杭州玉皇山南基金小镇为例,小镇最近几年税收逐年快速增长,2014年税收过亿,2015年达到4亿元,2016年上半年就实现超过6亿元的税收。

  一是产业“特而强”。浙江特色小镇形成“7+1”产业模式,聚焦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等支撑浙江未来发展的七大产业,兼顾茶叶、丝绸、黄酒、中药、青瓷、木雕、根雕等历史经典产业。产业选择紧扣产业升级趋势,符合转型升级要求,同时每个小镇又都想方设法挖掘自己最有基础、最具优势和最富特色的产业,避免同质竞争。

  二是功能“聚而合”。浙江特色小镇有效将产业、文化、旅游和社区功能叠加。在做强特色产业的基础上,创新传承历史文化或培育形成独特文化,提升或打造出旅游功能,完善或营造必需的社区功能。每个小镇“融合”了四大功能,最终实现“聚合”的化学反应,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小镇。

  三是形态“小而美”。浙江非常重视特色小镇的环境美,规定所有特色小镇要建设成为3A级以上景区,旅游产业类特色小镇更是要按5A级景区标准建设。在高标准要求下建成的“梦想小镇”、“云栖小镇”、“云制造小镇”等众多小镇不单是产业层次高、人才集聚多,而且景色优美、环境宜人,成为了产城融合的典范。

  四是机制“新而活”。浙江在特色小镇建设上,实施“创建制”,重谋划、重实效,宽进严定、动态管理,不搞区域平衡、产业平衡,形成“落后者出、优胜者进”的竞争机制。在政策扶持上,特色小镇确需新增建设用地的,由各地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及供地手续,对如期完成年度规划目标任务的,该省按实际使用指标的50%给予配套奖励,其中信息经济、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类特色小镇按60%给予配套奖励;对3年内未达到规划目标任务的,加倍倒扣该省奖励的用地指标。特色小镇在创建期间及验收命名后,其规划空间范围内的新增财政收入上交省财政部分,前3年全额返还,后两年返还一半给当地财政。

  记者:浙江特色小镇取得成功,给我们带来什么思考?

  任孟娥:首先,以市场经济理念为引领,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浙江特色小镇建设成功的关键,是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主要做好规划、保护生态、优化服务,其余的都交由企业做。浙江特色小镇建设一开始就坚持以企业为主体,采取市场化运作。例如,路桥沃尔沃小镇由吉利集团主导建设,龙游红木小镇由浙江年年红家具集团一手创建,西湖云栖小镇由阿里巴巴集团与转塘科技经济园区联手打造,等等。

  同时,改革创新是特色小镇建设成功的根本动力。在浙江特色小镇建设中,从规划理念、运营机制到制度供给等每一个环节,都显示着创新的力量。在每一个小镇,无论是信息经济类高新技术产业小镇,还是历史经典产业小镇,都以内嵌的创新元素提升了自身的竞争力。例如龙泉青瓷小镇,通过吸引重量级工艺大师入驻,设立一批创作工作室,开办青瓷学院,培养人才、改善工艺、创新产品,构筑起了青瓷产业的创新高地,使“青瓷文化”迸发出强大的经济潜力。同时,浙江还把特色小镇定位为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凡是国家的改革试点,特色小镇优先上报;凡是国家和省里先行先试的改革试点,特色小镇优先实施;凡是符合法律要求的改革,允许特色小镇先行突破。

  记者:建设特色小镇,学习“浙江经验”,西安应该怎么做?

  张中华:第一,小有特色,小有灵魂。特色小镇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在于“特色”上。当前我国城乡发展面临着“千城一面”、“千镇一面”、 “千村一面”的现实危机,城乡发展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城乡发展的“特色”基因变得日益消弭,因此,在特色小镇建设中务必要抓住“本土”的历史、文化、资源等基因,并使之成为产业之特,进而在定位上要锁定特色小镇的主攻方向,差异定位、错位发展,或者依托现有最有基础、最有优势的产业平台进行奋力打造,切不可一哄而上、同质化竞争发展。同时,特色小镇建设还要融入“地方性的文化因子”,要在产业发展全过程及小镇人居环境营建中充分彰显地方性的文化标识,让本地居民、外来游客、当地企业家都能够“根深蒂固”地感受到“我属于这个小镇”、“我是小镇的一分子”,从而形成小镇建设“人人参与”的社区文化意识。

  第二,小有精细,小有精致。特色小镇建设误区在于“大而全”。因此,在特色小镇的主题定位和产业选择上需要进行“精雕细琢”。即要对产业主题选择进行深入思考,并针对本地优势的产业基础进行精细化打造,形成集约集成、特而强的地方性产业集群优势。同时,特色小镇空间还应避免建设用地规模的无序扩张和蔓延,应对城镇的“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以及人的“生存”空间进行精致化营造,加强“精致规划”与“精明增长”规划,根据地形地貌、山水格局、民俗文化、空间肌理等做好特色小镇的整体规划和形象设计,进而确定特色小镇的形态风貌,形成集中连片建设的“高颜值小美城镇”, 让诗意栖居不再遥远,让绿色、舒适、休闲、健康以及充满活力成为小镇的常态。

  第三,小有改革,小有创新。浙江推进特色小镇的成功经验在于积极探索,改革创新,即摒弃行政化的思维定式、路径依赖和体制束缚,用改革与创新的精神推进规划、建设和运营,大胆探索,大胆试验,走出新路。因此,西安在特色小镇建设上应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方式,在规划理念上要坚持“多规融合”,“城镇策划”与“城镇设计”有效跟进的原则;在运营机制上,应以企业为主体,充分发挥企业的市场活力,创新融资方式,探索产业基金、股权众筹、PPP等融资路径,加大引入社会资本的力度,建立以互联网+科技+产品+项目+人才的跨界、融合、共享平台,驱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形成科技创新—产品构思—产品设计研发—产品众筹—人才流动的新机制,以市场化机制推动小镇建设。在政策保障上,应加强特色小镇建设的考核评估机制建设,针对特色小镇的规划设计、环境营造、产业组织、形态风貌、管理水平、文化传承等建设指标进行跟踪评估,并进行“优势劣汰”、“奖励追惩”等管理创新。

  任孟娥:首先要明确西安特色小镇建设与浙江的条件差异。一是产业基础的差异。浙江素以千年水乡古镇、块状经济强镇闻名。浙江特色小镇要追根溯源,至少有30多年的历史,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村工业化开始,“一镇一品”在浙江比比皆是,如,诸暨市就有大唐的袜业、枫桥的衬衫、店口的小五金、山下湖的珍珠等,为打造特色小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经过30多年来的发展,浙江块状经济也面临转型的问题。因此,在原有基础上,推进产业集聚、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建设符合时代特色的经济模式——特色小镇就应运而生。西安与浙江相比,虽没有历史形成的块状经济,但西安潜在的特色经济值得挖掘。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以陕汽为代表的汽车、电力电子产业集群、以航空基地、航天基地为依托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等,都为特色小镇建设提供良好的产业基础;依托高校集中的人才优势可以打造为大学生量身定制的梦想小镇;依托秦岭北麓的自然资源优势也可以打造一批生态优美的旅游、养生、现代农业等健康小镇。二是浙江民间资本雄厚。浙江民营企业的贡献可以概括为“6789”:60%税收来自民营企业,70%的GDP来自民营企业,80%的进出口贸易来自民营企业,90%的就业来自民营企业。2016年杭州全市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6586.09亿元,占GDP的59.6%。而西安在2016年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3302.27亿元,为全市贡献了46%的税收,解决了50%的就业,创造了52%的GDP。西安与浙江民间资本的差距也成为西安经济发展包括特色小镇建设的瓶颈,因此,就不能照搬浙江特色小镇“三年投入50亿”的门槛要求,建议适当降低资金投入门槛。三是浙商文化的影响。浙江人历来秉承功利与仁义并存的实用主义,具有敢想敢干的创业热情、敢为人先的创造激情。他们不等不靠不要,坚持自主自立自强,善于“无中生有”,敢于“小题大做”。正是这种深厚的“创新文化”和“敢为天下先”文化底蕴成为推动特色小镇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也要善于引导、挖掘,充分发挥陕西企业人的企业家精神。

  其二,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西安特色小镇建设。一是着眼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要求,统筹思维、系统设计、合理布局。要明确特色小镇建设目的在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城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将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农村通盘规划,切忌以特色小镇名义进行新一轮的“造城运动”。浙江省把特色小镇一般布局在城乡接合部,如果西安特色小镇再布局在老城区,不要说没有了特色小镇的“神与魂”,就连特色小镇的“名与形”都没有了。二是考虑市情、因地制宜。西安市作为西部后发地区,不可盲目跟风,不以数量为目的,防止同质,以免浪费大量资金打造成未来的废墟。西安可以优先考虑培育既有产业基础、又能引领未来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其次考虑“无中生有”的朝阳产业,再其次考虑扶持传统经典产业,将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2017年西安市政府已经提出加快国家级蓝田汤峪温泉小镇建设,以及灞柳小镇等一批市级特色小镇建设,既有传统经典产业,也有高新技术产业。

  其三,政府要尊重市场规则,甘心当好配角。“我负责雨露阳光、你负责茁壮成长”是特色小镇建设中政府对自己职能的定位。一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保障良好开端。特色小镇初创时期,涉及人、财、物、土地的巨大投入的制度设计、基本建设规划和建设资金筹集等,都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二是政府简政放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西安市新一届领导班子开展的“行政效能革命”就是为企业和群众办事,主动作为,用心服务,服务效能不断“提档升级”。同时,要求主动当好“店小二”,为企业提供“五星级服务”。这场“革命”对特色小镇建设来得很及时。三是减少行政干预,充分让市场来决定选择。在浙江,特色小镇的各个环节设计中严格执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则。已经建成的小镇运营交付给竞标胜出的专业公司,入驻企业选择、企业项目选择、企业启动风险资金引入、企业淘汰机制、法律、会计、知识产权中介等的入驻和退出,也都是运用公开透明的市场原则来完成的。

  党建篇:

  培养一大批“狮子型”干部

  记者: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诸多矛盾和现实难题,领导干部应该怎么办?干部队伍应该怎么抓?近年来,浙江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全面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在这方面,浙江有哪些经验?

  梁仲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省委坚持新时期好干部标准,打好 “上、下、管、育、爱”组合拳,着力发现和使用那些想改革、敢改革、会改革的“狮子型”干部,坚决把那些不思改革、阻碍改革、怕得罪人的“太平官”“逍遥官”“玲珑官”调整下去,这种以发展论英雄,以实绩定进退的“浙江现象”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让一大批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能吏”和领军的“狮子型”干部甩开膀子创业干事的“浙江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记者:什么样的历史方位决定着什么样的历史使命,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就需要什么样的干部。振兴大西安也需要一大批“狮子型”干部,我们该如何打造“狮子型”干部队伍?

  梁仲明:为了实现追赶超越,2016年5月,陕西省委出台了“三项机制”,为广大干部干事创业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实现追赶超越宏伟目标,绘制“大西安”美好蓝图,既要依靠“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西安铁军”,更需要信仰坚定、驾驭全局、敢于碰硬、敢抓敢管的“狮子型”领军人。

  在实现追赶超越和建设大西安征程中,我们学习和借鉴“浙江经验”,就是要在着力打造“西安铁军”的同时,积极培育和营造“狮子型”领军人健康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和政治生态。

  第一,严把选人质量关。选拔干部要坚持实绩导向,突出“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干部服气”标准,选配一批能谋善断、能征善战的“一把手”,调配一批善抓机遇、改革创新的复合型人才到重要岗位,要通过实施重点工作专项考察,选拔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重用“狮子型”干部,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

  第二,激发干部精气神。优秀干部脱颖而出后,就要积极为他们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要以重点工作、重点项目、重点工程为平台,检验提升干部的担当精神和实战能力。要让年轻干部到火线历练,积极发挥有经验干部的“传帮带”作用,打造一支铁一般的干部队伍。

  第三,用好评价“指挥棒”。考核评价是重要的“指挥棒”。要以发展、生态、民生、平安、党建“五张报表”为标尺,改进完善“四位一体”目标责任考核机制,强化领导干部实绩考核,防止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取人偏向,不断提高选人用人精准度,让“狮子型”干部脱颖而出,让不担当不作为、懒政怠政干部无所遁形。

  第四,从严要求抓作风。党要管党,首先是要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坚持抓常、抓细、抓长,持之以恒地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实施意见、市委22条措施的贯彻落实,强力解决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作风顽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人才管理篇: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记者:未来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创新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浙江一直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在人才引进方面有哪些好的做法?

  白瑾:浙江确立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不拘一格引进各类高精尖紧缺人才,努力让人才来得了、待得住、用得好、流得动,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比如,浙江省宁波市在人才引进方面进行了许多大胆的政策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为西安的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提供了经验借鉴。

  2012年,宁波市委提出打造汇集高端人才的“蔚蓝智谷”战略,旨在为宁波打造“港口经济圈”而引才,育才,留才,用才。他们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改革高层次人才引进户籍制度。针对从市外引进高层次人才,颁发《重点高层次人才优惠证》。若在宁波无合法固定住所的,按照自愿原则,可挂靠市人力社保局所属人才服务机构集体户口“高层次人才专户A类家庭户”,允许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成年未婚子女和符合投靠条件的双方父母迁入,并统一发放家庭户的户口本。

  二是实行差异化的人才引进措施。宁波市结合区域发展特色,紧紧围绕“蔚蓝智谷”建设,突出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平台载体建设。余姚市的人才工作重大事项经常在市委常委、书记办公会议上汇报,市委把人才工作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支撑。奉化市组织开展了“一部门一品牌”、“一镇(街道)一千人”创建;宁海县推进“千人计划”宁海产业园建设;海曙区构筑以海曙区留学人员创业园等为代表的城区人才发展平台;宁波国家高新区围绕新材料科技处的建设引进高端人才。

  三是打造创业创新人才天堂。宁波市对人才的“保姆式”服务已经升级为“妈妈式”服务,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记者:“妈妈式”服务,是个新概念,有哪些内涵呢?

  白瑾:所谓“妈妈式”服务,其一,提升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服务联盟效能。2014年宁波市整合25家市级部门服务资源,形成市、县、乡三级联动的综合性人才服务体系,设立一个服务总窗和25个专窗,梳理公开政策咨询、规划审批、成果产业化、项目申报、生活保障等人才最关注的10方面104项服务清单,采取总窗集中受理、专窗限时办结、项目绿色通道、全程跟踪督办、部门协同协作、联盟统筹协调的方式,对高层次人才提供优质服务。其二,为人才创业提供资金支持。发挥宁波海邦人才基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天使基金等作用,为创业人才提供资金支持。政府经常邀请投融资机构、中介服务机构与各级海外人才进行创业对接。其三,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奉化市为重点人才项目量身打造“创业服务团”,营造创业创新无障碍环境。象山县为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发“绿卡”,既是高层次人才的身份证,又是政府联系人才的重要载体。鄞州区推行高层次人才服务“3S”(便捷Simple、真诚Sincerity和满意Satisfy)法,设立实体化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成立三级服务专员队伍。

  记者:人才兴则事业兴,人才也是建设大西安的关键。宁波高层次人才引进经验对西安带来哪些启示?

  白瑾:一是要形成引才、爱才的人才工作氛围。人才是最活跃的生产力,实施人才驱动战略就是实施创新驱动。与宁波相比,我市还未形成全域引进人才格局,各部门对人才的服务业缺乏“店小二”“五星级服务”意识,建议西安尽快梳理各级人才政策,成立人才联盟,统筹协调各区县人才引进与服务工作。

  二是强化人才与产业的匹配度。宁波各区市县引进人才的显著特点是,对意向落户的人才项目先进行调研,审查项目与当地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和产业化前景。西安市目前各开发区人才引进办法大同小异,产业布局同质化竞争严重,缺乏差异化的发展理念。建议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要统筹协调人才工作,从全市产业布局出发引进人才。

  三是扩大引进人才的类别。与宁波市相比,西安市的“5311”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对高层次人才定义有点窄,宁波市2015年的人才分类目录里,对人才共分8类,分别是顶尖人才、特优人才,领军人才,拔尖人才,高级人才,创客人才,基础人才,民间优才。这个人才目录涵盖了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到有专业特长、获社会认可的民间人才。配合人才发展需求,宁波市先后出台了8项人才政策,对社会工作者队伍、电商人才、博士后工作、领军和拔尖人才的培养工程、人才海外合作中心建设、高校协同创新建设、引才及家属户口落实等工作出台专项管理办法。

  四是重视创业创新环境治理。创业人才不知道审批手续怎么办,到哪儿办,程序复杂令人望而却步,创业成功率低,风投资金难找等等问题,都严重影响西安市的创业环境。宁波市能主动整合政府25个部门,设立各种“服务团队”,这是服务理念的巨大转变,从等人上门办事到主动为服务对象办事,反映了政府把“为民服务”细化到行动上。西安要打造国家中心城市,首要的就是马上实行“行政效能革命”,建立人才服务责任清单,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

  (记者 李晓莉采写整理)

来源:西安新闻网-西安日报   编辑:初惠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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